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是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人物，秦朝也是一个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朝代。自秦朝起，中国形成了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大国，不管豪强公开割据或外族侵入建立政权，最后总是还原为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国家。皇帝是秦始皇新创的名词，一个皇帝在历史上的评价如何，只能依据其表现来评判。秦始皇正是这样一个人物，从死后到现在，经受了历代多少文人的各种不同的评点，如贾谊的责难、章炳麟和萧一山的恭维、顾颉刚和郭沫若的批判等等。尽管始皇是个暴君，但是，他所创建的许多制度，是符合当时社会的需要的。假使我们撇开嬴政的个性与作为，撇开秦朝的短暂而亡不说，单说中国在公元前221年，也就是在西方的耶酥基督尚未诞生前约两百年，即已完成政治上的统一；并且此后统一为常情，分裂为变态（纵使长期分裂，人心仍趋向统一；即使是流亡的朝廷，仍以统一为终身志向），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象，秦始皇的功绩至巨至伟。后来延续2000年之久的封建体制，基本上是秦制的逐步演变，秦奠定了大一统的政治基础和心理基础，因此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朝代。
秦本是西方小国，几代人都前赴后继与戎狄战斗，逐渐强大起来。西周孝王曾封给养马人非子一块土地，地名秦（甘肃清水县），在戎狄间。宣王封非子曾孙秦仲做大夫。秦仲攻西戎战死，子孙都戮力攻戎，国势渐盛。秦仲孙秦襄公因为救幽王有功，又护送平王东迁洛邑，因此平王封襄公做诸侯，逐渐拥有了西周故地，成为西方强国。秦采用戎狄法律及文化，虽成西方大国，却被东方华夏诸侯所轻视，不让它参与盟会。秦君大多都是有作为的君主。秦文公设史官，定法律。德公建雍，秦穆公更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国君，他招揽天下贤士，起用谋臣百里奚，战胜晋国，扩地到黄河边上。又灭诸戎，开疆千里，成春秋霸主。秦孝公任用商鞅为相，先后两次主持变法。他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鼓励个体小家庭生产，发展封建经济；普遍推行郡县制；统一度量衡等等。变法增强了秦国的军事实力，促进了秦国社会的转型，加快了由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向统一的封建国家迈进的步伐。经过惠王、武王的苦心经营，到昭王时期，秦国实力已经大大超过了东方六国，为嬴政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秦始皇继续奉行“远交近攻”的既定策略，以重金收买关东六国权臣，离间其君臣关系。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的10年间，先后灭韩、魏、楚、燕、赵、齐六国，结束了自春秋战国以来长达数百年之久的分裂割据、混战不已的局面，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
嬴政用武力吞并六国之后，为了适应大一统的需要，参照历代秦国的政治体制，重新建立了一套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度。嬴政认为，天下已经统一，过去的“帝”和“王”的称号却不统一，便下令臣下重新商量议定他的称号问题。有大臣说，远古时期有“天皇、地皇、泰皇”的传说，其中以“泰皇”为尊，故主张以“泰皇”来称呼他。听了大臣的意见，嬴政决定去掉“泰”，保留“皇”，再加上古代的“帝”号，合称为“皇帝”，以此显示自己功高三皇、德超五帝。嬴政自称“始皇帝”，后世子孙称二世、三世，以至万世，期盼嬴氏江山能够延续千秋万代。为了维护皇帝的尊严，秦始皇还创立了与皇帝的称号相一致的一些称谓制度。如皇帝自称用“朕”,表示至尊无二；皇帝所下的涉及制度的命称“制”，昭告臣民的令文称“诏”；皇帝的印专门用玉做成，叫做“玉玺”，而且只有皇帝的印才能叫做“玺”；皇帝的妻子称“皇后”，父亲称“太上皇”，母亲称“皇太后”。 这一称谓制度在此后千余年一直被沿用。
秦始皇大权独揽，日理万机。政事不论大小，全由皇帝一人裁决。白天审理案子，晚上批阅公文。秦始皇规定，自己每天必须批完一石公文才会休息。当时还没有出现纸张，公文是写在竹简上的，所以公文的数量用“石”这一重量单位来衡量。一石在当时是120斤，相当于现在的60斤。由此可知，秦始皇确实是一位勤勉、有作为的皇帝。
在中央，秦始皇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官僚体制。皇帝之下是三公：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丞相是百官之首，最高行政长官，职责是辅助皇帝处理政务，负责管理文武百官。太尉是最高军政长官，负责军事事务，但是，他平时没有军权，战时听从皇帝的命令，所以，军权实际上是掌握在皇帝之手。御史大夫是副丞相，负责监察百官。三公以下设九卿：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和少府，各有明确的分工，负责不同的政务。在地方，秦始皇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这是地方政治体制的历史性变化。在讨论地方体制时，包括丞相在内的多数大臣主张分封制，唯独廷尉李斯主张郡县制。李斯说，周朝实行分封制，将王公子弟封到各地为王，开始还能够精诚团结，拥护周王，但是，过不了几代，诸侯王与天子的血缘关系逐渐疏远，再加上诸侯国的发展壮大，他们就不再听从周王的指挥，致使周朝分崩离析。如果实行郡县制，皇帝亲自任命、罢免地方长官，政权就可以永远掌握在中央皇帝的手里，天下才能够长期稳定。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在全国设立36郡，郡下设县。郡的长官是郡守，县的长官是县令或县长。县以下依次是乡、亭、里、什、伍，是一种准军事化的管理体制。
为巩固大一统格局，巩固中央集权，秦始皇又采取一系列行政改革。第一，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扶植封建地主，奖励私有制。公元前216年，秦始皇下令，地主和自耕农只要向政府申报占有土地的数额，交纳赋税，就可以拥有对土地的所有权；第二，统一度量衡，以商鞅所制定的度量衡为标准，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制度；第三，统一货币，以秦的“半两”钱作为流通货币；第四，统一交通工具，实行“车同轨”、“行同伦”，确定车轨的标准宽度；第五，统一文字，以当时在各国流行的小篆为基础，略加整理，作为标准文字通行天下；第六，修长城，秦始皇下令将原来六国各自修造的长城拆毁，然后统一修造抵御北面匈奴的长城，秦的长城西起陇西的临洮，东到辽东，东西长达万里；第七，没收天下兵器，将其熔化铸成12个巨大的铜人，防止天下人作乱；第八，修弛道，以咸阳为中心，共修成三条，一条向北通到了内蒙古，一条向东通河北、山东，直到海边，一条向南通两湖和江苏；第九，迁徙六国贵族和豪富到咸阳，以利于对他们的控制。这些措施，促进了民族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的形成，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和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因之他成为这个时代的伟大代表人物。但是，他又做了许多民不堪命的坏事，加上他的继承人秦二世无比昏暴，使秦国成为短促的朝代。
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一千余支秦简，内容主要是秦的法律制度。这些秦律的涉及面相当广，包括农田垦种、山林保护、牲畜饲养、粮草管理、货币流通、物资管理、手工业生产、徭役征发、刑徒使用、军爵赏赐、官吏任用、保举子弟、府库收藏、征发戍边、对游士的限制，以及官营手工业产品的评定等等。律文内容明确，规定具体，有的近乎琐细，反映了秦律严酷的特点。依史书记载，秦律的核心是刑法，它是将商周时期五刑（即墨、劓、、宫、大辟）发展为死刑、内刑、罚作、迁刑和赎刑等，共计五类。每类刑罚又可分为若干不同的刑种。单就死刑来说，即可分为斩、戮、车裂、弃市、枭首、腰斩、生埋、赐死、夷族等等十余种之多。按秦律，并不是只有百姓本人犯罪才会受到惩罚，有时候，祸可以从天而降。比如，秦律规定：一人犯死罪，亲族—起处死，叫作“族诛”；一家犯法，邻里同罪，叫作“连坐”。生活在如此严酷的法律下的人们随时都会被指控犯法，随时都会被罚做苦役，随时都会被斩脚、割鼻、处死等。
严酷的法律引起了百姓和士人的普遍不满，他们依据包括史书、经书等书籍中所记载的先公先王的贤德事迹，纷纷指责或影射秦始皇。已经升任丞相的李斯，认为这些人之所以胆大妄为矛头直指始皇帝，就是因为书籍的缘故。他给秦始皇写了一封奏疏，要求焚毁“妖言惑众”的书籍，下令除了秦国历史之外的所有史书，以及经书、诸子百家之书等等典籍，无论是官府收藏，还是民间百姓和士人收藏，一律烧毁，只留下关于农业、卜筮和医药的书籍。秦始皇同意了李斯的意见，下令在全国“焚书”，这是对中国文化的一次清洗。烧掉书籍，并不能堵住百姓和士人的口，反而激起更大的反抗。士人们对秦始皇的暴政怨愤异常，流言遍布天下。秦始皇勃然大怒，派出御史到全国各地追查，竟然抓到460多人。秦始皇下令把这些人押到骊山的山谷中，全部坑杀。因为他们绝大部分是儒生，所以被后人称为“坑儒”。“焚书坑儒”事件，使秦始皇失去了士人之心，这也成为秦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秦始皇很喜欢六国华丽的宫殿，所以，每灭一国，他都要让人将这个国家宫殿的图样给画下来，在咸阳照样仿造。六国华丽的宫殿并不能满足秦始皇的无限欲望，他曾经想造一个庞大的苑囿，西起雍、陈仓，东面延伸到函谷关，面积近千里，最后被侍从、侏儒优旃劝止。优旃开玩笑地说：“这样可太好了，有了这么辽阔的皇苑，我们可以多放养些猛兽，如果六国的后裔有人敢从东方进攻，就把这些猛兽赶出去将他们吓跑。”秦始皇一听，不禁哈哈大笑，于是打消了建这个巨大苑囿的念头。尽管如此，秦始皇还是建了大量奢华的宫殿，仅咸阳周围就建有宫殿270多座，行宫关外400多座，关内300多座。修建这些宫殿，当然需要役使大量的劳力。其中，最大最有名的宫殿当属阿房宫。根据《史记》记载，规划中的阿房宫前殿东西长500步，约合700米，南北宽50丈，约合 5米。这个巨大的工程，每年都要调用劳动力70万人。到秦始皇死在出巡路上，阿房宫尚未建成。另一个宏大的工程是修建秦始皇自己的陵墓——骊山墓，每年也用劳力70多万人。再加上其他工程，如建长城，修弛道，常年的兵役征发等，每年参与服役的人数竟然达到300余万之多。男子不够用，就征发女子（秦朝因为实行法治，反对儒家思想，没有像后来那样限制妇女从事公共活动）。秦时全国人口约2000万左右，被征发营造宫室坟墓，守五岭，筑长城，戍边等，总数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使用民力如此巨大急促，实非民力所能胜任。至秦皇末年，农民起义已经接近了爆发点
秦始皇称帝后，知道死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在骊山营造大坟墓；又希望或者可以不死。为此，他派出很多方士去求仙找药，如让徐福率三千童男童女东渡日本即是一例，为此浪费大量财物。方士妖妄，劝他隐藏修炼，因此又造许多宫室。他造长城，巡游四方，大都是受方士的唆使。他到碣石（今河北秦皇岛一带）一次，到成山（今山东胶州半岛成山角一带）两次，就是因为传说这些地方是神仙常来的地方。秦始皇出巡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向天下人炫耀自己的文治武功。至今，许多地方还存有秦始皇出巡时留下的石刻，如著名的泰山石刻。这些石刻主要是为秦始皇歌功颂德，宣传秦朝统一天下、进行各项改革的历史功绩。秦始皇每出巡一次，都会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闹得百官黎民不得安宁。一次，他南巡想到衡山，舟行至湘山（今湖南岳阳县西南）遭大风。秦始皇大怒，使刑徒3000人把山上的树全部砍光，只是为了向湘神表示皇帝的威力。公元前221年，有一块陨石从天而降，有人便趁机在上面刻了诅咒秦始皇的一句话：“始皇帝死而地分”。秦始皇得到消息，火冒三丈，派御史严厉追查刻字的人。追查未果，御史便将陨石附近的住户全部处死，又将刻有字的陨石毁坏，但这丝毫不能挽救秦朝灭亡的命运。
“山雨欲来风满楼”，是秦始皇临死前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当他客死在沙丘之后不久，陈胜、吴广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就爆发了。起义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自始皇统一中国以来积累的社会矛盾的总爆发，是始皇暴政的必然结果。当初秦始皇兼并诸侯，一统中国，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因为当时的中国，长期分裂，久经丧乱。春秋战国400多年之间诸侯争霸，合纵联横，天下扰扰，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民心思治，民心思安。如果不经过长时期的休养生息，如果不经过长时期的恢复，社会是很难继续向前发展的。但是，秦始皇所实行的政策，却是反其道而行之，举全国之力，修建宫殿，修筑长城，开拓边疆，开辟驰道等，全然把新国家当作一个新的战场——全民参与旷日持久的“土木工程”的战争中。早已经厌倦了战争的百姓，如今又参与到这一场更大的“战争”之中，除了反抗暴秦，他们似乎别无选择。公元前210年，嬴政进行最后一次巡游，同时也是他的死亡巡游，危若累卵的秦王朝灭亡的日子已是屈指可数了。这次巡游，随行的有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和他最喜欢的小儿子胡亥。返回途中，一向身体健康的嬴政在平原津（今山东德州）突然病倒。到了沙丘（今河北平乡、广宗一带），病情非但没有好转，而是加重了。秦始皇知道自己将要不久于人世，这才慌了手脚，急忙命令李斯起草诏书，并将诏书和传国玉玺递送给长子扶苏，催促扶苏立即赶回咸阳，主持丧礼。当李斯草拟好诏书呈交嬴政审阅时，嬴政已经死去了。此时，扶苏又在哪儿呢？原来扶苏曾经劝说过秦始皇：“现在天下刚刚统一，边境上的民众还没有彻底安定，士人们也都推崇儒家的主张，而父皇却用严酷的法律治理天下，儿臣担心会令天下不稳。希望父皇能认真考虑，改变政策，安定人心。”扶苏的话可谓句句在理，但是秦始皇又哪里听得进去，反而斥责扶苏多事，将他派往边境的军队里做监军，和大将蒙恬一起抵御匈奴。
秦始皇死在了沙丘，只有随行的李斯、赵高和胡亥知道此事。他们心中各怀鬼胎，明争暗斗。李斯因秦始皇死在外地，生前又未立太子，唯恐引起天下大乱，所以决定秘不发丧。做过胡亥老师的赵高为了篡夺朝政大权，准备改立胡亥为秦朝的皇帝。因此，他不仅扣下秦始皇给扶苏的书信，竭力怂恿胡亥夺取王位，而且还以官禄权势为诱饵，对李斯进行威逼利诱。胡亥能够登上九五之尊，何乐而不为呢？李斯为了保全自己，终于失节妥协。于是，赵高就开始一步一步地实施自己的阴谋。首先，他假造遗诏，指责扶苏在外不能立功，反而怨恨父皇，命令他自杀。接到诏书后，扶苏便自杀而死。接着，赵高将嬴政的尸体放在车中，关上车门，拉上车帘，让百官以为秦始皇仍然活着，带领大队人马匆忙往咸阳赶去。路上，又出了点小小的插曲。因为天气炎热，尸体腐烂发臭。赵高派人弄来大批鲍鱼，命令每辆车上装鲍鱼一石，以混淆尸臭。终于安全抵达咸阳，赵高这才宣布发丧，并拥立胡亥为帝，是为秦二世。赵高拥立有功，从此把持朝政，横行无忌，就连胡亥也只能听从他的摆布。
胡亥即位后，在赵高唆使下，杀死公子公主22人（秦始皇子女）、大将蒙恬蒙毅兄弟以及许多大臣。第二年，又以谋反的罪名腰斩李斯，灭其三族。秦二世以累累白骨企图巩固其帝王宝座，暴露了他残暴的本性。对于普通百姓的杀戮，秦二世更是毫不手软。在埋葬秦始皇时，他担心修建骊山墓的工匠会泄露地宫玄机，竟下令将全部工匠闭死于墓中。不仅如此，他还大兴徭役，加重赋敛。始皇死后，他继续调集大量的劳力，加紧修建阿房宫、直道和驰道。为了加强对关中地区的统治，他又征调五万人屯卫咸阳。秦二世还竭尽所能的享乐，他豢养了大批狗马禽兽，以供游猎之用。横征暴敛与荒淫无道，与秦始皇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秦二世只是一个昏庸的皇帝，只是一个终日沉湎于享乐的皇帝。他听信赵高的一派胡言，把一切朝政都交给了赵高。二世以为从此可以穷奢极欲一辈子，赵高以为从此可以篡夺帝位。中央集权的秦朝廷，实际上只剩下秦二世和赵高两个独夫了。一天，赵高为了考验朝中谁服他，谁不服他，就牵了一只鹿上朝，对胡亥说：“陛下，我弄到一匹马，特来进献给您。”胡亥哈哈大笑：“爱卿在开玩笑吧!这明明是只鹿，怎么是马呢？”赵高板着脸，一本正经地说：“是马，请大家认吧。”许多大臣惧怕赵高，就附和着说是马，只有几个忠厚的大臣如实地指出这是鹿，我们很可以想象这几个大臣的下场。这就是历史上“指鹿为马”的故事。从此，赵高更加为非作歹，再也没有一个人说个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