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以降，汉、隋及其间的北魏、北齐、北周等朝，都有兴建，逮至明代，又一次创造了修筑长城之高潮，存留于世的就是明长城。“举国体制”往往与专制政体相联系。以“举国体制”修筑长城，就与帝王脱不了干系。国人谈及史上有为之君，往往引用毛泽东诗句里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在修筑长城问题上，“秦皇”、“汉武”都是积极的推动者，至于“宋祖”，疆域不及幽燕，无险可凭，倒是挖了一些“地下长城”。倒是“唐宗”，在修筑长城问题上，别具只眼，特立独行。
长城既然是帝王的“保留项目”，赞颂长城也就成为官家的“专利”。只有作为社会良心的文人，才是批评贬低长城的主要群体。胡曾《长城》诗云：“祖舜宗尧致太平，秦皇何事苦苍生？不知祸起萧墙内，虚筑防胡万里城。”王翰著名的《饮马长城窟行》有：“归来饮马长城窟，长城道傍多白骨。问之耆老何代人，云是秦王筑城卒。”大抵代表了民意的声音。
其实，贬低长城的并非都是在野的士人，至少有两位皇上也持同样立场。被称为“天可汗”的唐太宗李世民，就是其一。大唐帝国是在隋朝废墟上建立的，李世民执政之初，鉴于隋炀帝杨广“兴众百万，北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绵亘千余里，死者太半”(《隋书》卷二十四)，大肆营造，虚耗民力的弊端，李世民告诫手下：“隋炀帝不能精选贤良，安抚边境，唯解筑长城，以备突厥，情识之惑，一至于此！”(《新唐书.李勣传》)可见，李世民并未将长城看作中华民族的伟大象征，他对长城的作用与意义评价并不积极。贞观二年(公元六二八年)，突厥屡犯，边患日亟，鉴于秦汉以来防御匈奴的历史经验，朝廷官员不止一人，不止一次地向其建言，“请修古长城”。李世民认为：“朕方为公扫清沙漠，安用劳民远修障塞乎！”(《资治通鉴》唐纪九)在他看来，扫清外寇，消除边患，缔造和平，修筑长城并不是正确选择。他对群臣说：“朕今委任李世勣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耶？”(《新唐书·李勣传》)委派李勣，他看重的是“人才”；避免“劳民”，他重视的是“人心”。在他看来，人才与人心，与长城相比，作用更加强大而持久。事实也是如此，唐朝政权经过“贞观之治”与“开元之治”，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开放、最强大的国家，“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况，中古时代的中国，也只在唐朝首都长安呈现过。外敌的消除，国势的昌盛，其所依靠的恰恰不是长城。
在中国，另一个贬低长城的领导人是清代的康熙皇帝。清取明而代之，八旗骑兵翻墙而来，夺关而入，对长城的防御功能如何，体会得更直接。康熙三十年(公元一六九一年)五月，总兵官蔡元报告，古北口一带，长城边墙倾塌甚多，请行修筑。有关部门“拟同意”并上报请示。康熙皇帝随即下达“上谕”:“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一)在康熙皇帝看来，一个国家的安全，不能寄望于某项“安全设施”，康熙圣谕中的“民为邦本”，虽然不能与“民主政治”相提并论，但它毕竟属于传统文化的精髓。“守国之道”乃“修德安民”；“众志成城”则“边境自固”；“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民心悦则邦本得”。作为一个满族皇帝，见解如此，殊为难得。不特如此，康熙皇帝还曾赋诗对长城讽刺道：“万里经营到海涯，纷纷调发逐浮夸。当时费尽生民力，天下何曾属尔家。”(《蒙恬所筑长城》)且不说唐太宗、清圣祖同样重视民心与人才，二人都曾开拓了中国历史上国势、版图、文化上的强盛与繁荣，不要说他们如何气吞万里，超迈千古，历史与时代或有不可比性，但他们与那些躲在古旧的城墙后面(甚至连城墙也已失去)，恐惧地偷窥駢外的风景，自足地守那只残破金瓯度日的领导人，毕竟不是一个层次。
长城巍巍，边风瑟瑟。绵延万里、历经千年的古长城，见证了历史的沧桑。作为物质存在，长城经历了巍峨壮丽与断壁残墙：作为历史存在，长城经历了金戈铁马与王朝更替；作为文化存在，长城经历了和亲出塞与大漠长风。千百年来，在国人心中，长城成了象征，成了符号，其中蕴涵的统一与分裂，开放与封闭，开拓与守成，华夏与夷狄，文明与蒙昧，远不是这道砖石建筑所能承载的。对于这一物质的、历史的、文化的遗留物，无论颂扬与批评，作为一个天地之间的无生命体，一切争议与纠纷似乎都缘于人们过多地赋予其灵魂与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