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哲学所隐含的思想理念

清代大史学家赵翼诗云：“国家不幸词人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曾改引此句，作“国家不幸哲人幸”，认为此句用来形容中国古代哲人的处境是最恰当不过的了。观中国学术发展史，汉唐盛世，人文学术的主要成就都在文学方面，而衰乱之世，哲学的成就会更加突出。无论是“古史剧变之会”的先秦，还是“适逢二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近世，大抵如此。

中国古代哲人脱胎于巫史，经过“绝地天通”、“武王克商”和“怨天尤人”等几个历史具体事件，天命神学的信仰体系逐步动摇，直至崩溃。作为中国哲学开端的几个标志性事件，叔兴论“阴阳”“吉凶”，伯阳父论“地震”，史伯论“和同”，史墨论“陪贰”，都是周天子或诸候国君的史官、大夫们解释自然或社会现象。在这里，旧式的巫史一变而为新式的哲人，最容易给出宗教神学解释的巫史们，却抛弃了依赖卜筮的专业手段，不再诉诸鬼神天帝，而是试图用理性给出合理的解释，从而宣告了中国文化从宗教母体中的突破，宣告了中国哲学思想这一崭新文化样式的诞生。由于他们身为巫史的独特身份，他们虽有闲暇，但却不是追求纯粹知识的“爱智者”，他们也解释自然现象，但关心的重心却总在于人事，“推明天道”的目的，无非是为“人事”给出一个较为圆满的解释系统，以解决在宗教天命观念坍塌之后思维世界中无法可依的彷徨。西周的第一个统治者是周武王，但他在位很短就病逝，国家的统治权转到他的弟弟周公手中。周公是个了不起的伟人，在他之前，“尊神、敬鬼”是中国的主要思想，周公制礼作乐，维系社会的平衡与团结，使世人关注的重心从鬼神转向人事。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化，并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萌芽。

周公可被尊为中国哲人的始祖，中国哲人出现的具体历史机缘，既造就了中国哲学的性格，也塑造了中华民族的个性。中国哲人的“推天道以明人事”，使得中国哲学具有鲜明的入世品格；中国哲学关心的重心在于人事，使得中国哲人总是饱含忧患。另一方面，古代的中国人又富于理论思维传统，他们虽然关心的重心在于人伦日用，但他们总是寻求世俗生活的超越根据。“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古代哲人的学术理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古代哲人的自觉使命。

中国哲学与哲人的特质，也形成了中国哲学“国家不幸哲人幸”这样一种历史发展轨迹。先秦时代，礼崩乐坏，诸候异政，百家异说。诸子并起，《汉志》所录各种哲学派别竟达189家，造就了中国哲学的第一个高峰。汉代学者以“九流十家”来概括总结先秦诸子学术。（九流十家具体指墨家、儒家、道家、法家、名家、杂家、农家、阴阳家、纵横家、小说家，九流则是将小说家除去，因为十家中，小说家最不重要）东汉末年[注: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四月，汉灵帝刘宏在嘉德宫驾崩。少帝刘辩继位。由于刘辩年幼不晓事，暂时由何太后临朝主政，皇权更加衰微。]，“苍天已死”，名教衰落，社会动荡，人心思治。其时哲人，以玄谈的方式，给出新的论证，探讨儒、道的内在相关性以及本末地位，从而引发了名教与自然、本末有无、言意之辨等多个重要学术辩题，哲人们的理论创造空前活跃。

唐宋之际，民族杂糅，价值混乱，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矛盾尖锐。韩愈、李翱发其先声，“宋初三先生”（孙复、石介、胡瑗）、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继起响应。宋代的理学家们立志重建宋人的精神世界，他们出佛入老，尔后返之六经，融会三教，开创了理学的新时代。明清之际，异族易代，一代学人在抗清失败后，隐居深山古寺，整理典章制度，深刻批判反省传统文化，出现了建树卓越的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方以智等一批饱学深思之士，并使中国哲学达到新的理论高度和反思深度。

时至近世，“中央之国”与西方扩张瓜分世界的强盗民族相遇，一败再败，民族自信降至前所未有的低点。“强国保种”、“救亡图存”成为第一时务。中国哲人论“古今中西”，求自强图新之道，引入西学，会通中西，形成一种影响至今的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新文化。

就中国哲学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来看，所谓“国家不幸”的时代，可以看作是时代给出重大哲学课题的时代；所谓“哲人幸”，可以看作是哲人们在回应时代重大课题的过程中富有活力的思想创造活动。每当中国哲学处于这样一个集中发展时期，学派之多，人才之盛，思想之自由，学术之开阔，都会达到一个高峰。中国哲学之兴衰，系于中国社会之兴衰，同时也造就了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