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秦暮楚，这个成语出自宋·晁补之《鸡肋集·北渚亭赋》：“托生理于四方，固朝秦而暮楚。”至于是否真的有具体国家根本无从考证，只有一个叫“关垭”的地方可能符合此说法。
春秋战国时期，秦楚两个诸侯大国相互对立，经常作战。有的诸侯小国为了自身的利益与安全，时而倾向秦，时而倾向楚。朝秦暮楚比喻人反复无常，没有原则。亦比喻行踪不定或生活不安定。
关垭位于湖北省的竹溪蒋家堰镇和陕西省的平利县长安乡交界处。亦称关垭子。距竹溪县城20千米。因昔在此设关卡，故名。现古堡残碉犹存。垭口海拔710米，西北－东南走向，长40米，高5米，宽7米，两侧属泥质石灰岩，北侧山岭海拔854米，南侧山岭海拔955米。汉白公路从垭口通过。历为军事要地。关垭两山夹峙，一线中通，横亘南北，形如一个马鞍，它的前方是正南面，连接着山宝寨；它的北面即马尾巴处，连接着擂鼓台。自春秋以来长期为兵家必争的战略隘口。这从竹溪县人民政府在此立碑文可知，云“秦楚边际山脉绵延陡峭，此地隘口成要塞，两山对峙，一道中通，称关垭。”且“关垭城堡为竹溪县周边六处楚长城城堡遗址之一”。于是，这座被当地人称为“边墙”或“垱城”的土石建筑，经传媒称之为“楚长城”流转开来。
据有关资料记载，楚长城始筑时间应为公元前688年(楚文王十年)楚伐申国(今南阳市北部)、邓国（今襄樊）之后开始修筑的。据《左传》记载：楚成王十六年（前656年），齐攻楚，两军对垒之际，齐桓公举行军事演练邀请楚使者屈完观礼，借此扬盟国之威。屈完不卑不亢，对齐桓公进言，“楚方城以为城（城墙），汉水以为池（即使不如盟国强大，楚人也会齐心协力，依靠天时地利人和守卫自己的家园。[1]于是齐桓公知难而退，两国讲和)，”这个历史事件也佐证了当时楚长城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防御体系。据此可知楚方城至迟始筑于春秋早期。楚长城的位置，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它的西头出河南的邓县，往北经内乡县，过湍河，经郦县故城北，达翼望山，复向东沿伏牛山脉，经鲁山县，叶县，往南跨过沙河经方城县直达泌阳县，直线距离总长308千米。另一说楚长城自湖北竹山县（明成化十二年即公元1476年析竹山地置竹溪县）跨汉水至河南邓州市，往北经内乡、镇平、南召，折而东抵鲁山、叶县，往南经方城县直达泌阳县，直线距离总长近400千米。又因其顺伏牛山脉之山形筑成，以其走向曲折如“方”，故名方城。楚长城是中国历史上修筑最早的一条长城。
到底那一说接近事实呢？事实上，楚国依托伏牛山、桐柏山及方城（楚长城）的屏障，构筑起楚国北部的坚固门户，从春秋早期直至公元前312年的三百七十余年间，虽纷争互有胜负，但中原诸侯国始终未能攻入方城。不过，此时秦楚间的互动关系大体上友好，楚国也没必要在陕鄂边界修长城以御盟国。及至公元前312年后秦楚交恶，双方在今鄂陕一带实施拉锯战，虽互有胜负，但楚国也没有能力和时间在缓冲地带的山脊上修筑这么一道城垣。而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战国时期楚国防御秦国军事最前线，新近发现的位于今丹江口习家店镇青塘村古寨城遗址是汉江流域迄今为止发现的楚国最大的军事城堡。据考证，古寨城修建在公元前350年左右，似应为楚军事指挥所也可佐证。故这座被当地人称为“边墙”或“垱城”的土石建筑，不是楚国为抵御秦国的侵犯而修筑的防御设施。当然也不是所谓的“楚长城”了。
但根据对城墙风化程度判断，这道边墙建筑年代距今不会久远。查清代嘉庆元年（1796年），湖北荆襄郧数地白莲教起事，是为修筑边墙之因。据严一青于嘉庆五年七月十五日呈陕西巡抚《修筑边墙禀文》称，陕鄂边墙的“修筑之法，垒石为堵；无石之处，始用土筑。俱上为堵堞，下削城身，高或丈余、或七八尺不等。其间有通大路之处，俱修筑城门，以通出入；小路僻径，概行挖断。惟冀筑成之后，当可同心固守，以保无虞。”（嘉庆六年《白河县志·寨堡志附修边墙》）严一清所述之法与我们所见的陕鄂边墙的建筑形制完全吻合。据此断定：今陕鄂边界的所谓“楚长城”遗迹实乃清代嘉庆五年建造之防堵白莲教军的边墙。
有必要说明的是，关垭却是名副其实的“朝秦暮楚”之地。可以想见，处于秦楚夹缝中或者说是缓冲地带的关垭，由于处于战争的最前线，战争时常残酷而激烈。血泊中，秦人早晨占领了关垭内的楚地，但是晚上，楚人又夺回了失地。如此反复，使得居住在关垭一带的原巴国百姓，为了生存，不得不朝秦暮楚。据说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当秦军打来的时候，就插上秦国的旗子，穿上秦人的衣服。晚上楚军打来，则换上楚国的旗子，穿上楚人的衣衫，如此而已。这也是原巴国百姓一种生存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