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先是“中立”，后来几经周折，终于在1917年8月14日，宣布“与德奥两国同时入于战争之状态”，与两国所签条约一律废止。对于中国参战的好处，早在战争爆发之初，梁士诒即有所预见，他对袁世凯说：“德奥以小敌大，战之结果，必难悻胜，在我见，正不妨明白对德绝交宣战，将来与和议中取得地位，与国家前途，深有裨補。”
1、参加一战，有利于中国改善国际地位
1915年5月，中国政府被迫签下“二十一条”，袁世凯问陆徵祥有什么补救办法，陆徵祥回答：“只有参战，到和会时再提出，请各国修改。”袁世凯死后，主政的段祺瑞亦相信，“日本既已加入，我若不参加，日本对青岛势必染指掠夺”，而“德国虽系当今之强国，但众怒难犯，料其难以取胜，将来协约国取得胜利，中国将成局外之人，而我国参加，那将迥然成另一局面，到时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和会上有我一席之地, 必将提高中国之国际声誉。”除了争取国际地位外，段祺瑞还有一个动机，那就是借此抑制日本在华势力的发展。
中国参战后，即收回德、奥在天津、汉口的租界，撤销两国领事裁判权，同时获得协约国许诺：庚子赔款自1917年12月起暂缓五年偿还（俄国仅同意缓还1/3)，免加利息；德奥赔款永远撤销（占庚子赔款总数的20.91%，其中德国9000余万两，奥匈400万两）；改变《南京条约》“协定关税”条款规定的5%固定税率，允许中国提高5%关税；天津周围20里内允许中国暂时驻军，以防范德奥侨民。
2、除收回各种政治特权外，另可折合现金2.5亿元
中国没有出兵欧洲，但也实际援助了协约国，宣战以前，北洋政府即采取“明守中立，暗事参加”的“以工代兵”办法，派遣华工出国。“一战”期间，英法俄三国共招募华工30万人，为他们从事建筑、修路等体力工作，还有为数不少的华工被违约送上战场，在战火中修工事、运弹药、抬担架，沙俄甚至将华工“编为军队，作前线冲锋之用”，战争期间，有约5万华工死亡。
因有以上作为，中国在战后得以战胜国资格，参加巴黎和会，在和会上，中国代表据理力争，终没能使日本在和约上声明归还青岛，山东问题外，和约上还确认了废除德国领事裁判权、取消德国庚子赔款、赔偿中国战争损失等内容。一旦中国拒签，未来就要同德国单独媾和，到那时，中国未必还能获得这么多的权益。
在这种情况下，北洋政府倾向于签约，而保留山东条款，但是国内民意已然沸腾，爆发了五四运动，中国代表只得拒签了《凡尔赛和约》，不过，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成为国际联盟的创始会员国。让人庆幸的是，学生们的游行活动并没有使中国外交陷于绝境，通过华盛顿会议，中日两国先后签订《解决山东悬案条例》《鲁案细目协定》，中国有条件地收回青岛。
1924年《中德协约》、1926年《中奥通商条约》签订，北洋政府不仅获得《凡尔赛和约》中有利于中国的条件，还从德国获得约8400万元的战争赔款。加上中国战时所获的德国船只，以及被免去的庚子赔款，中国总收益达2.5亿元。
总的来说，中国参加“一战”，不仅成功地融入世界格局，还以较小付出，收获了丰厚的回报，堪称是一次辉煌的外交胜利，唯“五四运动”之事，迄今仍有待后人深思。